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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关惨案”前前后后

时间:2015-12-29  来源:  作者:

 

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举行和平请愿运动,这个历史事件称为“六•二三”和平请愿运动,因为请愿代表到了南京下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因此,又称为“六•二三”下关事件或“下关惨案”。而今,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了。当时我在中央大学读书,并且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学生运动,对“六•二三”事件有一点了解。今天,重温“六•二三”事件,从史实中汲取营养,汲取力量,是很有意义的。
“六•二三”和平请愿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上层统战工作和基层群众工作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的典型范例;它是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次运动深刻地教育了人民,充分揭露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为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开展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反卖国,要独立的群众运动打下了基础,影响非常深远。从这次运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在革命战争中有多么重要。
首先,介绍一下 “六•二三”下关事件的历史背景。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由重庆转移到南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京局,是中共中央派驻南京的秘密代表机关。它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对内称中共中央南京局,由周恩来负总责,统一领导谈判斗争、统战工作和党的秘密工作。 1947年3月,国共谈判全面破裂,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的公开机关撤回延安,南京局的工作也就结束了。南京局的存在是从1946年5月到1947年3月,不到一年时间,而“六•二三”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期间,是由南京局直接领导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人民渴望休养生息,进行和平建设。中国共产党顺应民意,努力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力求同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企图独占抗战胜利果实,依靠美帝国主义,使中国沦为封建买办专制独裁统治的国家。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工农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此,出现了抗战胜利后国内外矛盾交错,谈判与作战交替,和平与内战两种力量激烈斗争的局面。这是“六•二三”和平请愿运动的历史大背景。
和平请愿运动为什么首先在上海爆发呢?这和当时上海地下党的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分不开。抗战胜利后,上海地下党在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同志领导下,一面坚持长期隐蔽,一面发动群众,针锋相对地开展了反对国民党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开展争取工人的生活权利、学生读书权利的斗争;又开展了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实行独裁的运动,因而迅速地壮大了力量,使各方面的工作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广大群众通过争取自身利益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大大提高了觉悟,党的政治主张深入人心,职工和学生组织进一步建立和扩大。到1946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二、三百个,参加的职工有二、三百万人;参加“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的大中学校已有一百几十所。基本群众已经组织起来,党的力量在群众运动中有很大的发展和增强。这是“六•二三”运动的群众基础。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统战工作的成就。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参与下,党对文教界、工商界等各方面的上层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广泛的统战工作,周恩来还派罗叔章到上海协助地下党做上层统战工作。1946年中共中央南京局成立之后,又进一步加强了爱国民主运动的上层统战、宣传等工作。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等领导同志亲自对上海各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团结教育工作,这就为上海地下党放手发动群众,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阴谋,建立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工作,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以上两个方面的工作使得上海的爱国民主运动既有广泛的职工和学生做基础,又有广泛的卓有成效的上层统战工作做基础。上海地下党为了使众多的群众组织有个统一的公开的机构进行联系,所以又由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联合各党派及民主人士、各工会、各学生团体、妇女团体、教育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及工商团体等53个单位(以后发展到 91个)于1946年5月5日成立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为上海人民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会上选出马叙伦等29人为理事。大会发表了成立宣言,并通过致蒋介石和毛泽东电,呼吁和平,反对内战。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各项活动,“六·二三”和平请愿运动也是由“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出面组织的,它起了重要作用。这是和平请愿运动在上海发生的原因。
和平请愿运动又为什么爆发在1946年的6月呢?这也是当时客观形势发展的结果。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就一心一意要打内战,消灭共产党,夺取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当时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出现了短暂的谈谈打打的局面。它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于10月10日签订了史称《双十协定》的《会谈纪要》,1946年1月又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国民党当局不久即撕毁协议,由美军连续运送5个军到东北,在关外放手大打。在关内,也不断向各解放区进犯。蒋介石调集26个师约30万人,将中共中原军区6万多部队重重包围在湖北宣化店一带,先后发动240多次进攻,妄图一举消灭中原部队。5月3日周恩来从重庆飞抵南京,当晚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指出在南京重开谈判,应首先就停止中原内战达成协议以免牵动全局。在周恩来坚持下,国民党和美国方面被迫同意就地调处。5月10日军事三人小组在汉口签订了《关于停止中原内战协议》,从而推迟了中原内战爆发的时间,争取合法转移了700多名干部和伤病员,为中原军区的胜利突围创造了有利条件。5月23日,国民党军进占长春,南京局根据党中央制定的对美国的策略方针,迫使美国代表马歇尔不得不催促蒋介石履行和平诺言,发布停战令,6月6日,蒋介石下达了为期15天的东北停战令,后又延期8天。所以6月的局势日益恶化,美国还提出所谓“军事援华法案”,国民党反动派又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五项荒谬的要求,企图强迫人民屈服,蒋介石甚至还提出,把国共谈判的最后决定权交给马歇尔。对于这些狂妄的要求和无耻的建议,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表示坚决拒绝。6月22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美国“军事援华法案”的声明。就在这种形势下,东北休战即将期满,中原调停失败,美蒋反动派进一步提出无理要求,全面内战迫在眉睫。全国人民的心情都异常焦急和忧虑。中共上海工委书记华岗适时地向周恩来提出建议,由上海市人民选派代表团赴南京进行呼吁和平反对内战请愿,得到了周恩来同意。这个决定立即通过地下党组织分别传达到党的基层,也传达到南京地下党。我们在南京也做了许多群众工作。这就是“六·二三”运动在6月爆发的原因。
和平请愿的主客观条件都成熟了,就要推选和平请愿的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各方面的广泛协商,推选了11位代表,组成“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这11位代表是:
马叙伦(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
蒉延芳(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四明医院董事长)
盛丕华(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开美科药厂董事长)
胡厥文(合作五金厂经理)
包达三(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信仪地产公司总经理)
张絅伯(中兴实业公司董事)
阎宝航(大明公司总经理)
雷洁琼(东吴、沪江大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
吴耀宗(基督教全国青年会出版部主任)
陈震中(圣约翰大学学生、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
陈立复(东吴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上海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代表)
马叙伦为代表团团长,胡子婴为代表团秘书长,罗叔章为秘书。这11位代表都是各方面知名人士,有些爱国民主人士抗战时期就一直坚持在上海,有些在抗战时期就和中国共产党在重庆有密切交往,他们和上海各界人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有较大的号召力。在酝酿代表人选的过程中,由刘晓、张执一、罗叔章亲自做了上层工商界民主人士的工作。其中蒉延芳是蒋介石的拜把兄弟。所有代表都表示要坚决去南京,代表上海人民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吴耀宗还代表大家草拟了一封给马歇尔的英文信,严正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屠杀中国人民.
6月23日,和平请愿代表团离开上海来南京,上海人民组织了大规模的欢送会。清晨,上海各界包括300多个单位的学生、工人、教师、店员,从四面八方向上海火车站集中,欢送上海人民代表和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到广场的群众有5万多人(实为10万人,编者注),贴标语、发宣言、高唱革命歌曲,整个广场沸腾起来,欢呼声,歌声,爆竹声连成一片,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等口号,此起彼伏。许广平、田汉、叶圣陶、周建人、王绍鏊、吴晗、陶行知、沙千里、林汉达等社会知名人士也到车站送行。上海地下党的各级主要负责人以及在此之前先期秘密来到上海的中央青委负责人冯文彬等都到了现场。张执一、张承宗和上海学委的张本、吴学谦、李琦涛等负责人就在车站附近的指挥点里就近指挥。
以上说的是上海人民的情况。同时,国民党方面也有一系列活动。
在上海人民准备组织群众欢送代表团赴南京请愿的过程中,上海各界分别召开了多次大型集会游行。国民党预感到形势不妙,为了破坏这次和平请愿活动,也做了部署,包括国民党中宣部下令,不许南京的报纸登载请愿团将来南京请愿的消息。但是,由于南京地下党及其外围组织的宣传,许多人也都知道了这一消息。中统指示其所属的上海江苏省调查统计室、津浦铁路调查统计室等机构,布置在上海、镇江等地设法阻拦请愿代表,目的是不让请愿代表到南京来。中统局局长时秀峰专门召集了一次有军统局长、中统南京区区长、军统南京站站长和首都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等单位代表参加的丙种会议,谋求警、宪、特各方面配合行动的方案。
“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代表登上火车后,代表们就受到携带武器的特务和“路警”的监视和阻挠,经过反复说理斗争,火车延迟了一个多小时才得以出站。车到镇江时,又有一批伪装“苏北难民代表”的特务上车,对代表无理纠缠,使火车耽搁了约两小时。当火车到达南京下关时,又有一批自称“苏北难民代表”的人纠缠代表团成员。警宪人员视而不见,听任“难民”围攻请愿代表。到了午夜时分,候车室外突然有人连声喊打,“难民”从门窗一拥而入,对室内人员大打出手,一时间,候车室内,汽水瓶、痰盂、木棒横飞,请愿代表及有关人员不分男女老弱均遭殴打,暴行持续了十几分钟后,一批宪兵才出来驱散“难民”。当受伤人员被送到中央医院(今南京军区总院)时,已是24日凌晨两点。在这次暴行中受伤的有: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陈震中,记者浦熙修、高集以及前往欢迎的时笃义(民盟)、陆兰秀(中共党员)等十多人。消息传到梅园新村,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李维汉和一直在中共代表团等候消息的郭沫若、罗隆基、张申府等闻讯后,立即赶赴医院探望慰问。当周恩来等离开医院时,天已快亮了。这是“六·二三”事件的大致经过。
下关惨案的发生,在京沪激起强烈反响,京沪各报以及美联社、合众社、法新社等都作了报导。《南京人报》24日“蜂刺”专栏只登了“今日无话可说”,以示抗议。南京各界人士纷纷谴责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的暴行。上海各人民团体也纷纷发表通电。南京市各界代表络绎不绝地到医院慰问受伤代表。他们中有大中学校的学生,有工人、职员,有机关公务员;有自发去的,也有中共、民主党派组织去的。他们用一束束鲜花、一封封慰问信、一包包慰问品向受伤代表表示南京人民的深切同情,表达南京人民对和平民主运动的声援。雷洁琼后来回忆说:“前来探望的大中学校学生等人在同我谈话时表现出来的对时局的关心,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对我们代表团人员的真切同情,使我在困难中看到了希望,增添了勇气,坚定了信心。”
24日下午,蒉延芳等代表在国民大会堂(今人民大会堂)向党国要人展出了“使命证书”----份盖有200多个团体图记的纪念册。在南京期间,请愿代表团还分别见了国、共、民盟等有关方面人士。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在梅园驻地会见并宴请请愿代表,倾听他们的意见,向他们介绍国共谈判的情况。全体代表还见了马歇尔,并要求见蒋介石。28日,蒋介石不得已接见了请愿代表团成员蒉延芳。会见时,蒉延芳向蒋介石陈述内战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转达人民厌战的情绪和渴望和平的要求。蒋介石最后拍着胸脯说:“放心,和平很有希望,即使他们(指共产党)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蒋介石信誓旦旦,话音刚落,不久(6月26日)内战全面爆发,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真面目。29日下午,代表团成员向欢送的人群及记者发表《告别南京友好》的代电后,乘飞机返回上海。代表们回到上海后,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上海工委负责人许涤新等还分别去拜访了代表中的上层人士,对他们进行慰问。他们表现都很好,不因遭受国民党的殴辱而有任何怨言,相反的都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性,更加坚定了反内战的决心。马叙伦离开南京之前曾感慨万分的对周恩来说:“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你们身上。”
是的,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马叙伦说的对,“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这是中国人民总结了苦难历史的经验之后迸发出来的心里话!“六·二三”事件后,民进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加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结成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使国统区内的爱国民主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这是党的领导的胜利,是统一战线的胜利,是群众路线的胜利!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大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独立、富强、文明、民主的新中国已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民进也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一个参政党,成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亲密友党。今天我们纪念“六·二三”事件就是要继承和发扬民进前辈们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亲密合作的优良传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团结最广泛的人民群众,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振兴中华,为把我国建设成为更加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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